被忽视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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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常剑心
今年3月中旬，“邯郸市三名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以下简称“邯郸案”）在网络发酵，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评论区被震惊和愤怒之情淹没。
当时，《43次杀意：一宗少年被杀案的深层调查》已经下印，即将出版。这本书讲述了2015年发生在日本的“川崎市初中男生被杀案”（以下简称“川崎案”），它会遇上新闻热点并不出人意料：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恶性少年犯罪案件，且犯罪者年龄趋向低龄化、犯罪性质越发恶劣。不如说，正是这样的社会现状使我越来越关注未成年人犯罪这一话题，并最终决定引进出版《43次杀意》。但邯郸案与书中所描写的川崎案在细节上高度相似，这仍然令人惊讶。
两案都是3名未成年人杀害了一名熟识的未成年人——邯郸案是三名初中生杀害了同班同学，川崎案中是3名十七八岁的少年杀害了13岁的玩伴（关于日本《少年法》及其适用年龄等的说明见文末）。此外，邯郸案中被害人和施害人都是留守儿童，川崎案中几个孩子也在不同程度上缺少家庭的关爱。相似的案情以及当事人相似的成长经历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
每当有恶性少年犯罪事件发生时，要求严惩少年罪犯总是话题的中心，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无庸置疑，恰当的惩罚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单纯的惩罚毕竟不是治本之策。或许更为根本的是要追问，孩子们这种令成年人都胆寒的“恶”究竟从何而来？只要这种“恶”存在，犯罪就不会停止。不排除世上有“天生坏种”，那些“小恶魔”的后天成因，包括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原生家庭、个体心理以及司法正义等各方面因素，尤其值得深入剖析和探究。
轻率的杀人动机
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邯郸案很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因为案发前一天，凶手们已经开始挖掘用于抛尸的深坑。与此不同，川崎案是一场临时起意的凶杀。
主犯虎男是一个十几人小团体的中心，成员大多是16到18岁的少年，也有像被害人辽太这样的初中生。他们中有些人在打零工，有些人在上非全日制学校，有些人经常性翘课，总之，这些孩子大多既不愿待在家里，也不想好好上学。小团体的日常活动是去游戏厅打游戏，或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游玩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神社和寺院的功德箱里偷来的香火钱。
辽太的年纪小，又嘴甜招人喜欢，平时在小团体里颇受照顾，但同时，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经常被使唤的对象。在凶杀案发生一个多月前，辽太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欺凌。喜怒无常的虎男毫无缘由地把怒气发泄在弱小的辽太身上，把他打得面目全非。不久，辽太的同校学长得知这场暴行，以为学弟报仇为由向虎男勒索钱财。外强中干的虎男又怕又怒，把一切归咎于辽太。
案发当天，虎男趁着酒意再次向辽太施暴。煽风点火的帮凶星哉把美工刀递给虎男，使事态一步步走向失控。虎男用美工刀把辽太划得浑身是血，自己却慌了神，他害怕会被捕，也害怕被辽太的学长报复——“事到如今，只能把他杀了”。但他没有勇气下杀手。他把刀递给在场的星哉和阿刚，要求他们也参与进来。一场残酷的杀戮开始了。
电影《告白》剧照
在对虎男的判决书中，审判长总结虎男的杀人动机“极其自私、轻率”，“按照常识难以令人理解”。
同样让人难以理解的还有阿刚。在小团体中，辽太和阿刚的关系很好，经常跟在他身后，阿刚也把辽太当弟弟般关照，两人会单独约在一起玩。尽管如此，阿刚明知虎男有意为难辽太，也知道虎男上次殴打辽太时不知轻重，却不向辽太预警，仍放任他来找自己玩，把辽太送入虎口；被虎男胁迫参与折磨辽太之后，阿刚明明有机会报警，却对辽太见死不救。
这两名凶手无疑是残忍的、缺乏同理心的，同时也缺乏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虎男认为可以用杀人掩盖伤人，阿刚不把欺凌当一回事，他们似乎无法认清事态，行事出人意料的轻率随意。如果把这些仅仅归结于“杀人犯的冷血无情”，显然是不够的。《43次杀意》的作者石井光太不满足于表象的简单化描述，而是对虎男和阿刚等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做了深入的调查，进而发现他们不合常理的行为是有迹可循的，“轻率的杀人动机”其来有自。
《43次杀意》作者石井光太在日本街头
成长的缺失
一位书友知道我在关注邯郸案和少年犯罪问题，向我推荐了一期对谈节目，媒体人李翔邀请律师李昆蔚和心理学博士罗静，从法律和心理学两个方面探讨邯郸案。罗静博士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其博士论文的主题便是关于留守儿童的。她提供的许多专业知识给了我很大启发。
介绍留守儿童处境时，罗静博士把儿童成长划分了几个重要阶段：
0～3岁时，孩子在与父母至亲的相处中建立信任关系，培养共情能力；
3～6岁时，孩子在幼儿园等机构接受“管理”，开始懂得什么是规矩；
6～12岁，孩子进入学校学习，逐渐产生目标感，意识到要达成目标必须依靠坚持不懈的意志力；
12～15岁，孩子的价值体系逐渐形成。尤其在9～15岁，孩子意识到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要成为一个社会人，必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论哪个阶段有所缺失，都可能对孩子的心智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损害。
从作者石井光太对虎男和阿刚成长经历的描述中，读者不难发现，虎男和阿刚缺少对健康的人际关系的认知。美国心理学专家鲍尔特温（A.L. Baldwin）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四类，如果比照这种分类方式，虎男的父母是专制型的，阿刚的母亲是忽视型的。这两种教养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孩子没有得到充足的关爱，在最初培养共情的阶段就出了岔子。
虎男的父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从来不听孩子解释，体罚时“下手不轻”；他的母亲不仅不阻止，自己也常用暴力压制儿子。另外，虎男的母亲是菲律宾人，日语能力有限，母子间很难进行交心之谈。
阿刚的父亲在他不满一岁时就离家出走了。他的母亲也是菲律宾人，日语水平非常糟糕，日常对话都很勉强。因为语言障碍，阿刚被母亲打骂时常常不明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无法交流，他的母亲就用一种粗暴的方式管教他：阿刚曾两次被“流放”到国外的亲戚家，被迫在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无法上学的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但这没能让他和“坏朋友”绝交，只是让他变得更加孤独和消极。
电影《告白》剧照
他们在家里、在学校里都没有归属感，开始和一些经历相似的孩子混在一起。这些孩子基本都成长在被家暴或被忽视的环境里，与父母没有形成健康的依恋关系，他们缺乏“信任”的能力，不相信他人会以善意对待自己。因此，这些同病相怜的孩子，成天聚在一起，看似亲密，却无法形成可靠的伙伴关系。原始的、恃强凌弱的关系似乎是他们唯一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他们一方面深受其害，另一方面又认同了这样的生存法则。
虎男和阿刚都曾是被欺凌的对象。虎男没有将自己的痛苦推己及人，反而开始模仿小混混的行为，在更弱小的孩子面前耀武扬威。阿刚则从被胁迫做坏事到主动顺手牵羊，越来越随波逐流。虎男和阿刚在川崎案中的所作所为反映出共情能力和规则意识的双重匮乏。他们无法正确衡量生命的重量，也无法看清自身行为将产生的可怕后果。
讲到共情问题时，罗静博士特别提到了“疼痛共情缺失”这一概念。一个人如果无法代入别人的处境，痛别人所痛，那他必然更容易成为一个冷漠的施暴者。虎男被捕后的精神鉴定结果显示，他的性格属于“缺乏同理心”，进一步细分，从他对辽太下手如此之狠看，应该也存在“疼痛共情缺失”的问题。
“重新做人”如何可能
犯罪而不受到适当的处罚，是对犯罪者的纵容。那么，对于犯下杀人罪的未成年人，怎样的处罚才是适当的？
辽太的父亲曾经反对死刑，认为“活着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应当予以保护”。但经历了川崎案的审判，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日本的《少年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少年法》的主要目的不是处罚，而是从法律层面上确保少年的健全成长。因此少年犯罪事件发生时，审判是“以凶手重新做人为前提”的。
辽太的父亲对于杀人犯“重新做人”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在少年监狱中关押一段时间，让凶手参加劳作，或者接受某种课程的话，那些人就会变成好人。……但是我感觉这是毫无根据的前提。”
虎男和阿刚在杀害辽太的凶案发生前就因别的案件身负保护观察处分。显然，他们在被处分期间犯下重罪，表明负责支援、指导未成年人重新做人的保护观察官和保护司并没有尽到责任。实际上，保护观察制度不完善在体制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保护观察官人手不足，每人要负责几十名未成年人，工作量远超负荷；保护司则是志愿者，主业之外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关照那些违法少年。
虎男受处分的原因是醉酒后用铁棍袭击一名陌生的路人，被袭击者后脑勺缝了12针。虎男没有遵守家庭法院提出的“不得饮酒”的特别事项，照样每天喝酒，保护观察官、保护司，甚至和他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哪一方都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
此外，虎男袭击路人的行为后果严重，家庭法院没有将他送进少年院，而是被判处回归社会的保护观察处分，其量刑是否合适也遭质疑。
川崎案发生后，日本的媒体和司法机构对上述制度问题避而不谈，丝毫没有要改进的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公众很多不相信犯下恶性案件的少年犯能够重新做人。
前文几乎没提到的川崎案中第三名凶手星哉，虽然因作者没能采访到更多细节，书中对他的描写较少，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也能看出，星哉是一个凶残冷血阴沉的少年。根据同龄人的描述，星哉不合群、性格凶狠易冲动，父母对他放任自流。星哉与辽太无冤无仇，却是他把美工刀递给虎男，也是他提议让伤痕累累的辽太下到冰冷的河里游泳；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是三名被告中唯一做无罪辩护的，也是唯一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个心狠手辣又毫无悔意的凶手，人们如何相信他会“重新做人”？
电影《告白》剧照
杀害辽太的三名凶手中刑期最长的虎男会在32岁前重获自由，星哉在29岁前能回归社会，阿刚最晚24岁出狱。《少年法》赋予了未成年的凶手“重新做人”的机会，被杀害的辽太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法律以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为由给予少年犯宽大处理，认为他们还有成长的空间和改过自新的可能。然而，这些未成年人在人生的前十几年生活在既缺少保护又缺乏教养的环境里，错过了培养共情能力和规则意识的最佳时机，这种缺失是否可逆，造成的心智缺陷如何抑或能否修复，尚有争议。尤其是犯下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重罪的未成年人，法律对他们的宽容能换来他们的悔过自新吗？
我们和辽太的父亲一样，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疑问。
随处可见的问题
“随处可见的家庭的问题，随处可见的孩子的烦恼，随处可见的孩子的社交圈，为什么会发展成凄惨的杀人事件？”
这是作者石井光太在《43次杀意》中发出的诘问。
在石井光太对川崎案的周边采访中，我们能看到虎男和阿刚这样的孩子以及他们小团体中浅薄的伙伴关系在当地相当常见。
虎男的熟人黑泽勇树很有代表性。黑泽在家受家暴，在学校遭欺凌，早早辍学，打零工度日。他和虎男来往只是 “一个人待着很孤单”，觉得如果对游戏和动漫有共同的兴趣，其实和谁一起玩都无所谓。哪怕两人小学时就已熟识，多年来几乎隔天就要相约一起玩耍，虎男对黑泽来说却仅仅是打发时间的对象，毫无真挚的友情可言。
辽太被虎男暴打后仍若无其事地参加小团体活动，阿刚无法拒绝虎男的邀约，星哉经常和虎男一起喝酒，都不过是因为“一个人待着很孤单”。
石井光太疑惑，像虎男、阿刚、星哉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承受着尚可忍受的痛苦、生活得过且过的孩子并不少，川崎案没有明显的特殊性，为什么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会突然升级为残忍的杀戮？
我想答案就在问题之中。
“随处可见”不代表“无关紧要”。
电影《羁押》剧照
在川崎地区，像虎男的父亲那样忙于生计、几乎不与孩子沟通的家长是随处可见的；初高中的孩子翘课泡在游戏厅里是随处可见的；十几岁的孩子进出居酒屋或是在便利店买酒是随处可见的；夜晚的街头，失足少年聚在一起，发生暴力事件也是稀松平常的。
这样大的基数之中，由于一次冲动、一个契机，引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难道不是迟早会发生的必然吗？与其说川崎案是一个不幸的特例，不如说那些处境相似的孩子没有走上不归路是幸运的。
当随处可见的问题变成理所当然的存在，被忽视的病灶就获得了蔓延和生长的土壤。
附：关于日本《少年法》的简单说明
日本自明治时代起的140余年间，《民法》所规定的成年年龄一直是20岁，直到2022年4月1日起施行的修正法案才将成年年龄下调至18岁。所以在川崎案发生的2015年，年满18岁的主犯虎男仍被视为未成年人。
2022年4月1日起，日本还施行了新的《少年法》。尽管《民法》下调了成年年龄，但新《少年法》仍适用于未满20岁者，18、19岁的违法者被称为“特定少年”。相较于未满18岁的违法者，“特定少年”需要承担更多的刑事责任。
根据日本新《少年法》，未满20岁者实施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时，其待遇如下。
年龄 | 称呼 | 处置 |
不满14岁 | 触法少年 | 不负刑事责任，仅受《少年法》所规定的保护处分 |
14岁以上，不满18岁 | 犯罪少年 | 原则上受保护处分，一部分犯罪行为受《刑法》处罚；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
18岁、19岁 | 犯罪少年、特定少年 | 原则上受保护处分，较未满18岁者适用于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更多；最高可判死刑 |
简单来说，“特定少年”与未满18岁的违法者所受待遇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1）“特定少年”适用于死刑，未满18岁的违法者不会被判死刑；
2）“特定少年”被正式起诉的情况下，不适用于不得实名报道的保护性禁令。
在日本，少年犯罪事件全部被送往家庭法院进行裁决，家庭法庭会把重大案件送还给检察官（该程序被称为“逆送”），由检察官起诉，刑事法庭进行裁决。所谓重大案件指16岁及以上少年犯下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组织性诈骗等重案。“特定少年”一旦被移送刑事法庭，其所需承担的刑事责任基本与20岁以上的成年人无异。对于非重大案件，家庭法院会做出保护处分或不处分决定，保护处分包括解送少年院和保护观察处分等。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李翔看世界《第121期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之未成年心理罪》 https://b23.tv/hvhjWUy
日本法务省官网「少年法が変わります！」 https://www.moj.go.jp/keiji1/keiji14_00015.html
《43次杀意》
[日]石井光太 著，孙逢明 译
ISBN：97875327943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03月
内容简介
随处可见的家庭的问题，随处可见的孩子的烦恼，随处可见的孩子的社交圈，为什么会发展成凄惨的杀人事件？
2015年2月20日清晨，寒风刺骨。日本川崎市多摩川的堤岸边，人们发现了上村辽太的遗体。年仅13岁的辽太全身赤裸，身上有多达43处刀伤。
辽太的失血量超过1升——相当于全身血液的三分之一，在彻底失去知觉前，他艰难地爬行了23.5米，试图到公路上求助，但终究没有力气爬上堤坝。
警方不久便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三人均未成年。
三名少年本是与辽太一起消磨时间的伙伴。父母离异之后，辽太跟随母亲和兄弟姐妹搬到了新城市，却难以适应新生活。青春期的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里失去容身之处，转而向外部世界寻求，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境遇相似的孩子，构建起一个共同的圈子，想要填补彼此心中的空洞，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做些坏事——抽烟、打架、小偷小摸。
但究竟是在什么时刻，少年们的心中生出了杀人的念头？
作者简介
石井光太，1977年出生于东京。日本著名非虚构作家、小说家。关注日本国内贫困、灾害、案件等相关话题，著有《神遗弃的裸体》《绝对贫困》《遗体》《流浪儿1945— 》《宣布感染》《乞讨的佛陀》《洒落在亚洲的眼泪》《恶魔之家》等。
2021年获新潮纪实奖，两次入围纪伊国书屋年度最佳图书前30名，获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开高健非虚构文学奖、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本屋大赏非虚构图书大赏等多项大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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